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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善治思想的当代借鉴
2021年06月03日 10:30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程冠军 字号
2021年06月03日 10:30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程冠军

内容摘要:《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一部治世典籍,更是一部善治宝典。这部唐太宗的“枕边书”开启了大唐的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四次辉煌盛世,并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远播海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返本开新,《群书治要》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我们研究《群书治要》的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助推当代中国走向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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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一部治世典籍,更是一部善治宝典。这部唐太宗的“枕边书”开启了大唐的贞观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四次辉煌盛世,并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远播海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返本开新,《群书治要》的研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我们研究《群书治要》的目的是从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助推当代中国走向善治。

  《群书治要》中的善治思想

  《群书治要》贵在一个“治”字,仅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大禹治水、皋陶执法,还是老子的上善若水,我们都可以从中领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道”。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治理的典范。禹的父亲鲧治水采取堵的办法,结果白费心力,导致洪水泛滥。禹治水采取的是疏导的办法,结果使洪水这个“猛兽”被彻底驯服,不仅不再危害人类,反而能够造福人类。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治国之要:堵为下策,疏为上策。

  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鼻祖。皋陶拥有一只司法的守护神——獬豸,獬豸是一只独角神羊。皋陶每当执法判案遇到难题,是非善恶难以区分时,就求助于这只神羊,神羊识别善恶之后,就会用羊角奋勇顶向犯罪者。那么,为什么它是羊而不是狮子或牛呢?因为皋陶是柔性执法,狮子是猛兽,牛为大型动物,羊则温良而不失勇敢正义,羊顶其一角则是一种惩戒,并不危及生命,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戒,也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质上是一种“善法”理念。

  孟子所倡导的善教与皋陶的“善法”理念是一致的。孟子强调民贵君轻,并强调善政和善教。他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如果老百姓违法犯罪,不是老百姓的错,而是当政者的错。理由是,老百姓之所以违法犯罪,是当政者没有教育好他。怎么办呢?这就是实行善教。只有实行善教,才能导正民心,匡正社会风气,从而实现善政,进而达到善治。

  首次正式提出善治的是老子。老子《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把善的美德总结为“七善”,并且提出了善治。由此可见,善治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

  古今中外看善治

  中国古代就有了善治的理念和追求,但善治的实现还需具备四个必要条件:一是德治,二是法治,三是现代化,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德善同理,我们的祖先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善治文化体系,比较集中的体现就是这部《群书治要》。但是仅有德治是不够的,还要有良好的法治,中国古代虽然也重视法治建设,但历代帝王所制定的法律都离不开“家天下”的影子,极少有良法。另外,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现代化的条件,也就永远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试想,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和美好生活,何谈善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现代化的条件,为什么没有实现善治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拥有现代化的条件,有的也拥有良好的法治,但是缺乏良好的德治体系,尤其是他们所奉行的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其发展理念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自私自利、弱肉强食,甚至为了少数人利益、本民族利益、本国利益,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特别是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毫无爱与善,更谈不上大爱和大善。试问:没有爱和善,何来善治?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思想家的理想。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行“仁爱”思想,却不受欢迎,因为列国之君不愿意接受他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四处碰壁,原因在于古代君王没有民本自觉。与中国古代政治和西方政治具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拥有“民本”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实事”“以人民为中心”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到今天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后,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善治社会,未来可期。

  当代中国正走向善治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借鉴儒家思想中的小康理念,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目标。这表明,我们党的现代化目标传承了“大同”和“小康”的文化基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有代理管理网手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鲜明地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治”一词首次写进中央文件,正是对中华善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科学的制度化安排,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目标。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中国共产党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善治思想,又赋予善治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之治,目标在善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善治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善治的路线图也越来越清晰。当然,善治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从《群书治要》这部善治宝典以及其他优秀文化典籍中汲取更多的治国理政智慧,为善治中国提供更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

  (作者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全国《群书治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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